【1945年8月14日深夜，灯火摇曳】“委员长，延安来的飞机路线已经核对完毕。”戴笠话音刚落，蒋介石抬头，一字一句：“记住，毛泽东抵渝之前纯旭配资端，任何差池都要你的命。”短短一句对话，实际上勾勒出那段扑朔迷离的政治博弈。
八月中旬，日本天皇准备宣布无条件投降，外界普遍以为民族抵抗的大幕落下。但在重庆官邸，蒋介石清楚：战后中国走哪条路，比打完仗更棘手。国统区通货膨胀、民主党派议论沸反盈天，美国和苏联的电报也一封接一封——“避免内战”成了中外舆论的合唱。蒋若不先声夺人，局势就会失控。
于是，他决定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。对外，他宣称这是“兄弟阋墙、同室操戈”必须避免；对内，他却让军统密议两套方案：其一，若共方不来，立即舆论围剿；其二，若毛到重庆，则重点围绕“软禁、逼签”做足文章。有人当场提议“干脆除掉”。蒋沉吟片刻摇头：杀一时痛快，却失天下人心。
不能不说纯旭配资端，他想得很细。首先是国际压力。苏联红军在东北尚未撤离，美国又在促成国共合作，他若让谈判代表出事，不仅华府翻脸，莫斯科也会借机做文章。其次是国内民意。当年西安事变的张学良仍被他扣押，西南知识界对此颇有怨言，如果毛再出事，重庆街头的“倒蒋”标语分分钟就会刷满墙。
毛泽东也看得透。延安延长油灯下，周恩来、朱德、任弼时围坐商量，各自言辞谨慎却表情严肃。有人担心重庆是鸿门宴，毛却摆摆手：“不去，蒋能把我们说成躲避和平；去了，他不敢胡来。”一句话定下基调。为了给对方出难题，他特意让《新华日报》提前在渝披露张学良被扣押、叶挺下落不明的细节，舆论压力瞬间转回到国民党。
蒋介石急了，立刻召见警备司令部，命令宪兵二十师昼夜巡逻，又把戴笠叫到书房，“谁敢动毛——格杀勿论！”那晚，他甚至罕见地把命令抄进手令簿，以免日后谁来追责时，有迹可循。对外他在扮演好客东道主，对内则时时提醒军统“只许周旋，不许越线”。
1945年8月28日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王若飞登上美机纯旭配资端，从延安直飞重庆。机场上，孙科、张治中列队迎接，戴笠悄悄跟在最后，眼神如鹰般扫视四周，防止任何不速之客。坊间传言，只要毛走下舷梯的一刻没事，戴笠才算保住饭碗。
此后的43天里，谈判桌成为针尖对麦芒的舞台。蒋在日记里罗列“共党十一罪”——“另立政权”“破坏统一”等等，刻意要在法理上占据高地。毛却反问：“你我若无合作，救亡何来？抗战谁扛？”据陪席人员回忆，蒋一时语塞，手指轻敲桌面，强作镇定。
蒋确曾动过扣留毛的念头。十月初，他让警卫处起草预案：若毛拒签停战方案，即“礼送”至溪口“休养”。然而方案在军统会议上遭否，大多幕僚认为这招既失信用又引外患，得不偿失。蒋踌躇多日，最终按下不表。10月10日《双十协定》终于签署，看似烟消雨霾，实则暗流翻涌。
谈判桌刚散墨，后院已调兵。蒋命令胡宗南固守西北，何应钦坐镇南京，阎锡山暗中扩编晋绥军。他心里盘算：一旦美援到位、东北换防，便以“清剿匪患”名义全面动手。1946年6月，第一枪在中原响起，《双十协定》成了废纸。美制M1步枪、C–47运输机源源不断，蒋自认筹码充足。
但战场是最诚实的考官。三大战役里的溃败，不仅折损兵员，也扯下国民党“拥兵自重、鱼肉乡里”的遮羞布。前线士兵吃糠咽菜，后方高官却在上海外滩夜夜笙歌，军心动摇由此而来。毛一路从防御到反攻，解放军通过土改吸收巨大民众资源，“小米加步枪”愈战愈勇。
1949年4月21日午夜，长江两岸炮声轰鸣，钟山脚下的南京城灯火闪烁。当天清晨，蒋介石在台北寓所接到电报，“总统府已撤离”。他沉默良久，放下手中菸斗，回忆起四年前那句“格杀勿论”。彼时，他以为自己掌握主动；此刻，他明白真正勒住他的是民心、是形势，而不是戴笠的手枪。
如果没有那道“严令”，毛泽东也许不会踏上渝中半岛；若没有毛的从容赴会，舆论焦点可能转向另一条轨道。一道杀令，一趟远行，看似生死对峙，实际折射的是当时复杂的政治生态——国共两党斗争技巧、国际力量制衡、民众情绪起伏，共同塑造了那段难解的历史拐点。
今天回读档案，我们依旧能体会到那句“格杀勿论”背后的矛盾心理：既要摆出强硬姿态，又不得不顾全局面。蒋介石的算盘精，却精不过时代；毛泽东的胆魄大，却更得民意支持。胜负分明，并非只在兵锋交错的战场，也在一次谈判、一纸令下、一呼一吸之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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